草山水道系統

草山水道系統分佈於天母地區至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竹子湖一帶，地勢由低而高，位於等高線標高90至700 m之間；陽明山國家公園為亞熱帶地區季風型氣候，夏季受到西南季風影響，易有午後雷陣雨，冬季因東北季風南下而潮濕多雨，造就山中豐富的水氣，且因地勢較高，氣溫較平地溫度低且日夜溫差大，因此具冬冷夏涼的季節特性，為生物多樣性發展的優良環境。

植物生態係指植物與其生育地周圍之所有其他生物、土壤及氣候間所發生之所有交互關係，如菌類、土壤微生物、地衣、苔蘚等低等植物，和具種子的高等植物如柳杉、紅楠、華八仙等樹種，以及仰賴植物根、莖、葉、花、果生存的動物；陽明山的植物組成種類因受地熱、火山土壤、硫磺氣及東北季風的影響，屬亞熱帶及暖溫帶闊葉林植群，闊葉林主要的樹種為紅楠、稜果榕等，大面積的草原植相以五節芒、台灣芒為代表。此外，陽明山原名「草山」，泛指大屯山、七星山、紗帽山所圍繞的山谷地區，由於地形陡峭及人為的開發與活動，較不利於大型哺乳動物活動，但因多變的氣候及豐富的植物種類，提供中、小型動物的活動、覓食和棲息場所，如赤腹松鼠、台灣獼猴及鳥類、兩棲生物的蛙類和爬蟲類、節肢動物的昆蟲綱、蜘蛛綱、倍足綱等生物。

表3- 3草山水道相關設施興建一覽表



＊原《台北水道誌》並未載明，標高資料為本研究測量之結果。

一、第一水源取入井井、第三水源取入井及連絡井
第一水源取入井位置於竹子湖南約1公里處，今玉瀧谷附近，標高541公尺，座標位置E303742.5487,N2784318.4526，第三水源取入井位置於紗帽山南側座標位置E304815.0548,N2781663.6895，標高303公尺。兩水源於相距4084公尺，高度相差238公尺，匯於標高302公尺的連絡井。

二、第一接續井及第二接續井
由於導水管在送水的過程中水壓會昇高或是氣泡增加，造成水管破壞或阻礙水流，因此必須設立相關排氣、減壓的設施如排氣閥、減壓閥、人孔、虹吸管、接續井等。第一水源取入井至連絡井間設有兩處接續井。

第一接續井位置於玉瀧谷附近，座標位置E304070.8944,N2783910.3226，標高538公尺，與第一水源取入井相距610公尺， 為導水暗渠（鋼筋混凝土造）的終點，經本接續井後再接高壓鋼管（CIP）至第二接續井。

第二接續井位於紗帽山北側，座標位置E304883.3366,N2782701.5659，標高450公尺距第一接續井1899公尺， 標高450公尺，主要為減壓而設立的。

三、氣曝室
設置於連絡井上方，座標位置E304724.7363,N2781571.0177，標高305公尺，第一水源取入井的水經草山水橋至此氣曝後，再進入連絡井與第三水源取入井水混合後，送至調整井。原設計為除去第一水源取入井的鐵質，但此氣曝室約在戰後便停用，改建為宿舍使用。填平原本氣曝室水池，內部挑高空間分割為上下兩層樓，一樓分為三個空間，二樓為兩個房間，南側增設連通走廊及新設宿舍。

根據現場調查，研判先增設一樓宿舍，再新增連通走廊，並將氣曝室南側高窗改建為走廊的一部分。一樓宿舍構造形式為粗石構造牆面，屋頂為木構架上部以日式瓦片敷設，內部空間設計有日式和室空間。

四、調整井
位於文化大學南邊東山路25巷81弄道路附近，座標位置E304035.3825，N2780662.6144，標高300公尺，與連絡井相距約1525公尺 ，位於三角埔發電所上方，主為調整發電時所需的水量供應量。

五、三角埔發電所
位於中山北路七段底舊地名三角埔，座標位置E303802.5087,N2780090.8286，標高91公尺，與調整井高差209公尺，發電所容量500千瓦，兼氣曝與減壓的功能。

六、配水池
設於今捷運劍潭站陽明營業處座標位置E303182.9277,N2775300.9362，標高48公尺，有效容量為9000立方公尺，可儲存第一水源取入井及第三水源取入井8小時半的湧水量（1928年）。

七、導水管及導水渠道
本系統中相關導水設施可分為兩個類型，第一種導水渠道，二為導水管本系統中多為使用高壓鋼管或鑄鐵管（CIP）。

表1草山水道系統歷次增改建時間表



《臺北市志》，頁3261。
《三年來臺北市自來水》，頁73。
「刷水性」推測應為刷水性的油漆，「刷及」應係說明粉刷的範圍。
《三年來臺北市自來水》，頁74。

97.9.23趙機深先生訪談記錄。趙先生退休前的職稱為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第三淨水場第三水源區技術士。曾有多年居住在氣曝室旁屋舍的經驗。
98.6.17吳菊雄先生訪談記錄。吳先生退休前的職稱為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陽明淨水廠技術士。於民國五十三年進入三角埔發電所工作。其父吳阿屘則是自三角埔發電所開始運作即任職其中，並居住在發電所旁的宿舍之中。根據吳先生的回憶，當時的更換是由包商是江典男，監工為柯和信。根據吳菊雄先生與柯和信先生當天的電話確認內容，當時包商在水管旁興建一條輕便道，用牛將水管拉到目的地，而更換的水管則是臺灣自行製造的產品。
97.9.23趙機深先生訪談記錄。

       由於人口的不斷激增，臺北水道新店溪水源亦擴充至極限，另闢水源乃當務之急，即臺北水道第二次擴張工程「草山水道」之緣起。
當時臺灣總督府對於臺北水道當時臺灣總督府對於臺北水道之水源的選擇是基於下列兩個考量：一為工事費用，二為經濟上的利害得失。基於這兩個考量，大屯山的湧泉為最佳選擇。主要是因為大屯山的湧泉水質良好，無需再使用淨水方法，工程費用可以節省，連經常性的費用也可以省下來。

       根據本研究調查，草山水道的設計應有兩個階段，初步為永野技師的設計，繼而才有佐野藤次郎的設計，而主要的施工則是根據佐野藤次郎的設計。

       佐野藤次郎（1869～1929），明治二年（1869年）出生於名古屋，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畢業於帝國大學工科大學土木學科，大學畢業之後即擔任大阪市的技師，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擔任神戶市水道技師，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擔任該市水道工事長，是日本第一位設計重力式混凝土水壩的人，大正四年（1915年）以「水道用的混凝土之研究」取得工學博士學位。 臺灣總督府曾於大正十一年（1922年），派佐野藤次郎這位日本水庫權威的博士到烏山頭進行調查，並於昭和二年四月參與草山水道的調查研究工作， 後來，草山水道的整體施工，基本上即是根據佐野藤次郎的設計進行。

表1 佐野藤次郎於日本與臺灣的事蹟




臺北市役所，《臺北の水道》(臺北市役所，昭和4年1929年)，頁39。

松江正彦・小栗ひとみ・福井恒明・上島顕司，〈景観デザイン規範事例集河川・海岸・港湾編〉(《国土技術政策総合研究所資料》，第434号，2007年)，頁84-88。
佐野當時擔任的為顧問性質的「囑託」，水道工程的勘察與規劃主要也是由其負責，不過，後來在施工過程當中，對於佐野的設計則出現一些修正，例如圓山配水池的設計與施工即為其例。

臺灣位於亞熱帶地區，「瘴癘」之氣盛行，早在鄭成功初到臺灣的時候，就曾深受其害：

「水土不服，疫癘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 清領時期，人們對於臺灣各地的風土亦多此類敘述：「南、北淡水均屬瘴鄉。南淡水之瘴，作寒熱，號跳發狂。治之得法，病後加謹即愈矣。北淡水之瘴，瘠黝而黃，脾泄為痞、為鼓脹。蓋陰氣過監，山嵐海霧鬱蒸，中之也深。又或睡起醉眠，感風而發，故治多不起。要節飲食、薄滋味、慎起居，使不至為所侵而已。」

        隨著臺北地區的都市化發展，人們居住的密度也越來越高，特別是臺北城中的居住品質更是出現嚴重的問題。因此，劉銘傳在臺任職的時候，即針對臺北城的公共衛生提出相當多改善的方案，例如要求民眾不能再將穢物往街上傾倒，並在城中進行溝渠的建設，改善臺北城內的公共衛生。

        另外，在飲用水方面，臺灣的飲用水主要以井水與泉水為主，在城市之中則主要以鑿井取水為飲用水的來源。清領時期，劉銘傳引進日式的鑿井技術在臺北城中鑿井取水，不過，這樣的方式並沒有整體的計畫作為後盾，自然也沒有現代城市計畫、都市計畫的想法在其中。

        劉銘傳在臺灣尚未建省之前，即發現臺北城中的公共衛生問題，並將「市街衛生」列為新政改革的其中一項。一方面鑿水井提供清潔的飲用水，例如臺北市街附近由劉銘傳主導，當時的台南知府也自日本引進新的挖掘法進行鑿井工作；另一方面在臺北與各通商口岸成立清道局，作為環境清潔的專責單位。不過，這些政策因為沒有得到清朝當局的支持，經濟上得不到援助，後來都無疾而終。

        甲午戰爭結束，馬關條約簽定之後，日本正式進入臺灣進行全島接收，除了要面對民眾反抗之外，還必需面對傳染病蔓延的問題。經過一番調查，臺灣總督府認為軍隊與官方人士染病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土地不潔與衛生狀況不佳，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接受後藤新平的推薦，聘請英國籍工程技師巴爾頓（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 1856~1899）擔任臺灣衛生工程顧問一職，展開一連串調查，並針對臺灣的衛生工程提出設計與建言，包括衛生問題的管理與控制，及衛生工程的調查與設計。

        關於臺北水道的部分，巴爾頓提出必需儘快選定水源，應先調查、繪製臺北市街設計圖，勘定幅員、開設道路與附帶的下水道施設。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卷二順治十八年，〈辛丑，順治十八年(是歲，順治駕崩，康熙登極)、海上稱永曆十五年〉，頁39。
《續修臺灣府志》，卷十三〈風俗(一)〉，氣候，頁504。
劉俐伶，〈臺灣日治時期水道設施與建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民93年），頁2-7。
劉俐伶，〈臺灣日治時期水道設施與建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民93年），頁2-8。
越澤明著，卞鳳奎譯，〈臺北的都市計畫—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日據時期臺灣的都市計畫〉，《臺北文獻》直字第一０五期，臺北文獻委員會，民82年，頁126。


        臺北市區改正計畫委員會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審定臺北的發展計畫面積為二百五十萬坪（8.25平方公里），以此面積為基準，藉以規劃臺北水道的供水區域；考慮到將來人口增加的趨勢，因此計畫供水人口預定為十五萬人，第一期工程以十二萬人為目標，經參酌日本各地及臺灣淡水、基隆等實際供水狀況，每人每日平均供水量的標準定為三立方尺（83公升），短時間最大用水量約為其兩倍，即六立方尺（166公升）。

        經過多次的實地勘察之後，依據已故巴爾頓的意見，選定「在公館觀音山腳設取水口，自新店溪引取原水，在觀音山麓設淨水場，處理後之淨水加壓送至觀音山上配水池，藉重力自然流下供應市區」方案，先期計畫以十二萬人為標準，預計由國庫支出工事費一百八十五萬日元興建。為主其事，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特別設立臨時水道課（明治四十年四月，西元1907年），將水源地工程用地中之民有地之徵用及墳墓之遷移委託臺北廳招集業主辦理，最後以購置的頂內埔庄山腹一帶土地作為交換，並付給業主遷移費之後，才完成水源地共七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坪土地的徵收作業。

         然而，臺北水道卻在大正三年（1914年）即面臨供水嚴重不足的問題。其主要原因既非原水減少，亦非水道設施功能降低，更非天然災害等影響。 而是城內的人口已經超過供水能力，高達到十三萬三千餘人，必需儘速進行水道之擴張。

        當時採取的方式為設施與設備的增建，以及管線的更換與延伸，排除水源的增加。 從大正五年（1916年）開始，分三個年度進行水源地擴張工程與市區供水線的延長。

        雖然水源地的種種補強措施與配水線的更替有效地緩和了供水的壓力，但是，一方面由於都市的發展、人口的增加與原先預定的計畫不同；另一方面，民眾在了解自來水的便利之後，用水量激增，造成供水問題嚴重。如何解決臺北市的水荒仍舊是臺北市役所的重要工作，而增設第二水源的建議亦不斷被提出來。

        且，為了因應此一用水方法的施行，臺北市役所於大正十四年（1925年）三月二十七日通過，並公告實施「水道使用條例」。 在這一連串的措施之後，臺北地區的供水吃緊問題終於稍獲緩解。不過，與此同時，第二水源的增設作業亦同步進行中。\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水道誌》，（臺北市，1932）。
劉俐伶，〈臺灣日治時期水道設施與建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民93年），頁3-41～3-42。

劉俐伶在其論文中曾針對日治時期臺灣各地的水道設施擴張做過研究，當時的水道擴張方式有增設設施與設備、新增水源或水源地，以及如管線更換或延伸等，詳見劉俐伶，〈臺灣日治時期水道設施與建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民93年），頁3-43～3-46。
《臺北水道誌》，頁17-36。
臺灣日日新報，1925.3.27，版6。